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紫禁城，中国封建王朝的最后一座恢弘宫殿，始终笼罩在一层神秘又厚重的面纱之下，吸引着无数的历史爱好者。从八旗铁骑踏破山海关的开国豪情，到康乾盛世万国来朝的巅峰荣光，再到晚清风雨飘摇中的艰难转身，三百年间的兴衰沉浮，每一笔都足以牵动人心。

故宫博物院

提到清朝，清宫剧恐怕是当代读者心里绕不开的“情结”。从历史正剧《康熙王朝》《雍正王朝》，到宫斗剧《步步惊心》《甄嬛传》，以清宫为题材的影视潜移默化地影响着我们对历史的认知：要么是帝王将相的开疆拓土和朝堂博弈，宏大却冰冷；要么是后宫妃嫔的家事戏说，爱恨情仇皆围绕争风吃醋展开，热闹却浅薄。

今天介绍的中国人民大学清史研究所毛立平教授的新作《权变：大清的国是与家事》，则以娓娓道来的叙述风格对上述问题做了全面且透彻的回应。

经常在历史区5G冲浪的朋友们一定知道，除了大学教授，毛老师还有一个被大众熟知且喜爱的身份——历史科普UP主。

毛立平教授

自2021年起，毛老师在视频平台开设清史科普课程《细说紫禁》栏目，每个视频背后都以扎实的史料做支撑，讲述着生动的历史细节。通过毛老师温情细腻的讲述，近百万网友开始关注清史、了解清史、爱上清史。

毛立平教授的B站主页

毛老师深耕清代宫廷史、社会史、性别史研究已有20余载，与传统清史研究中偏重政治制度或经济脉络的学者不同，她的研究视角始终浸润着“人”的温度，尤其擅长从女性史、家庭史等曾被忽略的角度切入。

以往的清史著作，或聚焦于康雍乾等帝王的治国方略，或侧重军事战争与外交谈判，很少将“国是”与“家事”放在同等重要的位置进行系统研究。

实际上，真实的权力较量不仅体现在外朝权力的联合、集中与消亡，制度的制定、更新与朽坏，利益的分配、让渡与平衡等问题，还涉及内廷人事与情感的变迁，比如皇帝与子女的亲疏远近、帝后的微妙关系、皇权对后权的压制……

《权变》正是将宏大的国是决策与细微的家事纷争编织在一起，让我们看到一个既熟悉又似乎没那么熟悉的清朝。

马背上的民族：

努尔哈赤的最初蓝图

万历四十四年，统一女真各部的努尔哈赤在老家赫图阿拉举行告天继位仪式，定国号为“金”。这个被父亲随便取名为“野猪皮”的女真穷小子，自此成了威名显赫的后金汗。

而在建立政权的过程中，权力的分配与继承以及由此形成的矛盾斗争，成为他不得不面对的问题。由此，他创制“八王理政”的模式，不再由某个儿子作为汗位继承人，而是在子侄中挑选出八位和硕贝勒共议国政，以八旗为基础，将后金的权力平均分成八份，每一旗都有相对独立的政治、经济等方面的权力，让八旗成为后金政权的根基。

这一类似“分配家产”的家事行为，为清朝的国是格局定下了基调，对努尔哈赤而言，女真部落联盟就是“家族企业”，“国家疆域”就是“家族产业”，他的分配方式，直接决定了后来大清的权力结构——这正是家事塑造国是的最原始样本。

作为女真部落的首领，努尔哈赤的“家”就是“国”，他的子侄们既是家族继承人，也是军事将领和政治诸侯。这种家产均分的安排，在部落时期确实起到了凝聚家族力量的作用，但也为之后“家族逻辑”与“国家逻辑”产生剧烈冲突埋下了隐患。

天命十一年（1626），努尔哈赤在宁远战败后去世，四贝勒皇太极即汗位。与一手打下汗位的努尔哈赤不同，皇太极与父亲在八旗中的地位是无法相比的，继位之初，他仍被看作是正黄旗的旗主贝勒，按照努尔哈赤“八位和硕贝勒共治国政”的理念，八位和硕贝勒既可以推举新汗，也可将其废掉，所以稳固皇位是皇太极继位之后面临的重要问题。

清·皇太极像

他用了十年的时间，打击和分化各贝勒的势力，还进行多方面的武力征伐，在天聪十年（1636）将自己的称号由“天聪汗”改为“宽温仁圣皇帝”，国号改为“清”，成为真正意义上的“大清皇帝”，这也标志着女真各部落完成了向满洲共同体的转变。

我们可以看出，清政权在入关前后，其生存与扩张极度依赖与蒙古各部的联盟，而维系这一联盟最牢固的纽带，便是满蒙联姻，这是从努尔哈赤时代就执行的联姻政策，皇太极“崇德五宫”后妃全部来自蒙古博尔济吉特氏，这就必须要提到一位对清朝有着重要影响的女性——孝庄文皇后。

清·孝庄文皇后像

孝庄出生于蒙古科尔沁部落的贵族家庭，姓博尔济吉特，本名布木布泰，是皇太极的福晋哲哲的侄女。天命十年（1625年），13岁的她嫁给了已经中年的皇太极，虽然在五位后妃中，她的受宠程度并不高，远不及后嫁进来的亲姐姐海兰珠，但在皇太极稳固皇位的过程中，孝庄姑侄不仅帮助其打理好后宫，还在联络蒙古、稳固满蒙联盟中起到了重要作用。

1643年，皇太极猝然去世，在没有指定皇位继承人的情况下，孝庄所生的皇太极第九子福临成为了下一任皇帝。在顺治帝继位之前，皇太极的兄弟多尔衮与儿子豪格之间的皇位争夺，表面上是宗室贵族间的权力斗争角逐，实则是皇室家庭秩序紊乱失序的必然结果。在皇权交接动荡、朝堂势力盘根错节的危局之下，孝庄文皇后通过精准协调家庭内部关系与各方势力，全力扶持顺治帝登上皇位，既稳定了摇摇欲坠的朝局，更为日后的康熙盛世铺就了坚实根基。

然而，权力之下，孝庄母子的亲情也难以避免地出现了变形和扭曲。在辅佐儿子期间，孝庄在后宫秩序问题上与儿子产生了严重分歧。顺治八年，十四岁的顺治皇帝举行了大婚典礼，新娘由母亲孝庄选定，是孝庄的亲侄女，这门婚事遭到了顺治的强烈抗拒，这位年轻的皇后也在两年后被废。此后，孝庄先后为顺治挑选了六位蒙古族后妃，都姓博尔济吉特氏，她们无一得到皇帝的欢心。与此同时，顺治对董鄂氏的感情也遭到了孝庄的极力干涉，这场婆媳对顺治感情和后宫主导权的争夺战，以董鄂妃在病榻撒手人寰而告终，也为五个月后顺治随董鄂氏西去的悲剧埋下伏笔。

虽然顺治的一生仅有短暂的24年，但他在位的18年里，皇帝手中的权力在不断强化，包括改组内阁以削弱议政王大臣会议、建立十三衙门以减轻满人对宫廷的把控、打击蒙古贵族势力等举措，都是皇权的一次次突破与强化。而他临终前指定皇位继承人，更是确立了“父死子继”的皇权传承核心制度，这一“家事”层面的调整，直接为清代近三百年的皇权传承奠定了根基。

如果说从清军入关到顺治一朝体现了权力联盟的形成，那康熙、雍正、乾隆三朝皇权的逐步强化，更是“国是”与“家事”深度绑定、相互赋能的历程。

康熙朝初期，皇权面临鳌拜专权的威胁，而这一国是危机的根源，实则与皇室家事层面的权力真空密切相关——顺治帝早逝，康熙幼年继位，缺乏成熟的皇室核心力量制衡权臣。

康熙亲政后，首先从整顿皇室“家事”入手，借助孝庄皇后的家族影响力稳定宗室内部，又通过联姻拉拢索尼等勋贵家族，形成以皇室为核心的政治联盟，最终成功擒获鳌拜，夺回皇权。

此后，康熙通过规范皇子教育制度，为皇权传承储备力量，同时，他以“大家长”身份调解八旗贵族内部矛盾，削弱旗主权力，将八旗兵权进一步集中于皇帝手中，实现了皇权对军事核心力量的掌控。

康熙南巡图局部

雍正帝继位后，针对康熙晚年“九子夺嫡”引发的皇室内部混乱，以“整顿家事”为突破口强化皇权。他推行的秘密立储制度，从根本上解决了皇子间的储位之争——通过将储君人选秘藏于“正大光明”匾额后，避免了皇子结党、宗室干政等“家事”动荡对“国是”的冲击，让皇权传承摆脱了家族内部纷争的牵制，对宫廷秩序而言，后妃之间也不必再为儿子的前程而争斗。

《胤禛行乐图册》，现馆藏于故宫博物院

同时，雍正设立军机处，打破了传统内阁的权力格局，而军机处核心成员多为皇帝亲信的宗室或外戚，本质上是将皇室“家事”中的亲信关系转化为“国是”决策中的权力支撑。此外，他严厉打击贪腐的宗室贵族，如处置年羹尧、隆科多等外戚势力，既肃清了皇室“家事”中的隐患，又震慑了朝中百官，让皇权的权威渗透到政治体系的各个层面。

乾隆朝则在康雍两朝的基础上，通过深化“家国一体”的治理逻辑，将皇权推向顶峰。

一生写了4万多首诗的乾隆

乾隆以“孝”为核心强化家庭伦理，尊奉孝圣宪皇后，借助太后的“母仪天下”形象巩固自身权力合法性——在传统“家国同构”理念中，皇帝对母亲的“孝”，直接延伸为对天下的“仁”，让皇权获得了伦理层面的坚实支撑。

同时，乾隆严格管控皇室成员的言行，制定《钦定宗室条例》，将宗室管理纳入法治化轨道，避免了宗室干政对皇权的威胁；他通过“指婚”制度进一步强化满蒙联姻与八旗内部联姻，让皇室家族网络更紧密地服务于边疆稳定与政治平衡。

在文化层面，乾隆倡导“以孝治天下”，将家庭伦理与国家治理深度融合，既强化了民众对皇权的认同，又通过文化统摄巩固了皇权的思想基础。

康雍乾三朝的皇权强化历程清晰表明，每一次“国是”层面的权力布局调整，都以“家事”的整顿为基础；而“家事”的规范与稳定，又为皇权的集中提供了最直接的保障。

“最是无情帝王家”：

清朝宫史理性而无情？

相比前朝的权力博弈，更多读者对后宫的暗流涌动也充满好奇，而真实的清代后宫和影视剧中的演绎可谓大相径庭，在毛老师看来，清朝的宫史是一部理性而无情的宫史。

《清史稿·后妃传》中说，“康熙以后，典制大备”。康熙一朝，清代的宫闱制度也正式定型，鉴于明朝后宫位次混淆而导致妃嫔间恶性竞争的教训，清朝将后宫位分设置得简单明确：皇后位居中宫，在后宫中地位最高，皇后以下共有七个等级，分别是皇贵妃一人、贵妃二人、妃四人、嫔六人，贵人、常在和答应不设固定人数。

妃嫔间的不同位分，不仅意味着后宫的尊卑次位次，更与其经济待遇、居住环境、活动范围等一切宫廷生活密切相关，是一个严格的等级社会。总的来说，妃嫔们每晋升一级位分，待遇就会相应提升。

因此，与其说后妃之间是为了争夺皇帝的宠爱，倒不如说她们其实是在为自己各方面的待遇和家族政治地位的提升而努。而《甄嬛传》中妃嫔们的斗得“你死我活”的局面，在真实的清代后宫中更是基本不存在，清代后宫主要使用的两大策略：逐级晋封和集体晋封，便将宫斗消弭于无形。

《崇庆皇太后八旬万寿图》（局部）中的乾隆九妃，

左右靠里的两侧九人为乾隆后宫。

乾隆说过这样一句话：清宫后妃是“循序而进，并非以爱选色升”。皇帝不会因宠爱某一位妃嫔就额外晋封，也不会“因色衰爱驰”。论资排辈，遵循规定的位份逐级上升，是清代妃嫔晋封的主要原则。

集体晋封是清朝维持后宫秩序稳定的第二个策略，也是大部分妃嫔晋封的主要通道，通常发生于新帝登基、新册立皇后、皇帝或太后的万寿盛典等时期，给妃嫔们集体晋升一个位份，以示庆祝和恩典。

但是，毛老师根据对史料的研究，在书中也梳理出一个晋升特点：一位妃嫔最多连续三次出现在晋封的名单中，晋封路径就会自此中断，一方面因为妃嫔没有等到三次以上的晋封就去世了，但大部分情况下，是皇帝有意控制妃嫔晋升的频度，不让她们升得过快。

这两项晋封策略得到了相对严格的执行，在很大程度上帮助清代皇帝消弭了因位分引发的后妃之间的张力。

塞宴四事图中的群妃像（局部）

通过后妃制度，我们可以侧面看出清代皇权的集中与等级制度的严密，而在康熙与乾隆两朝，对皇子、公主的教育培养体系更是成熟完备，其每一项举措都深度嵌入“家事”规范与“国是”需求的双重逻辑。

清代宫廷的皇子教育体系逐步完善于康熙朝。康熙一共生了五十多个孩子，包括三十五个儿子和二十个女儿，是清朝皇帝当中子女数量最多的。

作为奠定大清盛世根基的君主，康熙深知皇子在“家国传承”方面的重要性，他将皇子教育从单纯的“家事培养”提升至“国本建设”的高度。

康熙规定，皇子六岁入学，功课主要分为文化课、骑射课、科学课三大类。

文化课包括汉、满、蒙三语，皇子们要从每日凌晨三点到五点开始一直学习到午后，一年当中只有春节和生日当天可以休息一天，其他时间基本都要上学；

骑射课则安排在下午，宫苑练习之外，康熙每年木兰行围也都会带几位皇子同行，遇到真正的战争，也会让皇子们上战场锻炼实战能力，不享受任何特殊照顾；

科学课由外国传教士为皇子们传授西方科学知识，这也是康熙教育理念中最难能可贵的一点，大大超出其他封建帝王对后代的培养标准。

读到这里你可能会问，皇子们的教育和培养之所以得到重视，是因为“有皇位要继承”，皇女们的待遇也如此吗？事实上，在皇室中，乾隆就是一位特别典型的“女儿奴”。乾隆共有十个女儿，其中孝贤皇后所生的皇三女是实际意义上的嫡长女。

据史料记载，乾隆对皇三女加倍重视，赐封号“和敬”，在皇女普遍十三四岁就出嫁的情况下，和敬公主十七岁才下嫁，额驸出身蒙古贵族，由乾隆精心物色，不仅赏赐丰厚的财产做陪嫁，还打破先例，让公主在婚后仍然留居京城，保证她一辈子享受来自皇室和父亲的照顾，还对公主的三女一子也都照拂有加。

而对皇十女和孝公主，乾隆的宠爱更是达到极致。和孝公主出生时乾隆已六十多岁，老来得女的欣喜甚至让他直言“汝若为皇子，朕必立汝为储”。在每一个重要节日，他都会为这个小女儿精心准备礼物，哪怕像“上头礼”（开始留头发）这样的小事，乾隆也要赏给公主一系列的礼物，还在礼物单上特别标明赏赐的原因。

《崇庆皇太后八旬万寿图》中的这位小女孩，被认为是皇十女和孝公主

和孝公主十五岁时，乾隆为其选定的额驸是权臣和珅之子丰绅殷德。婚礼筹备时，乾隆赏赐的嫁妆价值数百万两白银，包含珠宝、绸缎、田产等各类资产，规模远超其他公主数倍，和敬与和孝也是整个清代唯二居住在京城却享受下嫁外藩俸禄待遇的公主。

在“最是无情帝王家”的皇室，乾隆所展现的“老父亲”的一面，或许是紫禁城里为数不多的充满温情的片段。

“家国失衡”与大清颓势

然而，18世纪后期，随着康乾盛世逐渐落下帷幕，各种社会矛盾开始显现，乾隆晚年虽缔造盛世，但也留下了权臣专权、财政亏空、吏治腐败等隐患，从嘉庆朝起，从前“家国一体”的平衡机制逐渐失衡，家事的紊乱与国是的衰败开始形成恶性循环，最终推动清朝走向衰落。

嘉庆帝在皇子中只有中人之资，继位之初便面临和珅专权的困局。在乾隆去世后，嘉庆虽迅速铲除和珅集团，解决了“国是”层面的权臣问题，从客观角度讲，他本人也担得起一个节俭、勤政和务实的皇帝，但自乾隆后期社会矛盾不断激化、一系列内忧外患之下，墨守成规的执政风格已不足以扭转清朝由盛转衰的颓势，无法解决遗留的社会问题，更不要谈如何迎接即将到来的世界浪潮的冲击。

到了道光朝，“家国失衡”进一步加剧，集中体现在皇位传承的家事动荡与边疆危机、内政腐败相互叠加。道光帝不善用人，开眼看世界的林则徐、提倡锐意改革的龚自珍均没有得到他的重用。晚年在皇位继承问题上，道光也犹豫不决，虽效仿秘密立储制度，但奕詝（咸丰帝）与奕訢的储位之争已引发宗室内部分裂。奕詝以“仁孝”之名获得道光青睐，但其治国能力远逊于奕訢，这种家事层面的选择失误，直接导致“国是”治理的低效——面对鸦片战争的冲击，咸丰帝既缺乏战略眼光，又因宗室内部支持不足，无法推行有效的改革措施，只能被动签订不平等条约。与此同时，后宫层面的家事也逐渐失控，慈禧作为咸丰帝的懿贵妃，开始借助母凭子贵的身份介入政治，而咸丰帝为平衡宗室势力，对慈禧的干政行为未加严格约束，使得后宫从“家事”辅助者逐渐转变为“国是”干预者，为后续垂帘听政埋下伏笔。

咸丰至同治、光绪朝，“家事”对“国是”的负面影响达到顶峰，后宫干政与宗室衰弱形成双重困境。咸丰帝病逝后，慈禧联合恭亲王奕訢发动“辛酉政变”，以“顾命八大臣专权威胁皇室安全”为由，夺取朝政大权，开启垂帘听政模式。此时的“家事”已完全凌驾于“国是”之上；光绪推行戊戌变法时，慈禧发动政变，废除变法措施，囚禁光绪帝，扼杀了清朝通过改革实现自救的可能。与此同时，宗室力量的衰败让“家事”失去了支撑“国是”的能力——道光以后，皇室子嗣凋零，咸丰帝仅有一子，同治、光绪、宣统三帝均无子嗣，皇位传承只能依赖旁支，导致宗室内部凝聚力涣散，无法形成支持皇权的核心力量。面对太平天国运动、列强侵华等危机，只能依赖曾国藩、李鸿章等汉族官僚组建地方武装，而这些汉族官僚的崛起又进一步削弱了皇权对“国是”的掌控，形成“家国互耗”的恶性循环。

清末宣统朝，“家国失衡”已陷入不可逆转的绝境，家事的混乱直接加速了王朝的灭亡。宣统帝溥仪继位时年仅3岁，由其父载沣担任摄政王，形成“孤儿寡母+摄政王”的权力格局。载沣作为皇室宗亲，推行皇族内阁制度，将朝政大权集中于宗室手中，但这种做法完全违背了“家国一体”的传统逻辑——此时的宗室已丧失治理能力，皇族内阁的成员大多是纨绔子弟，既无政治远见，又缺乏改革魄力，其掌权不仅未能稳定政局，反而引发汉族官僚与民众的强烈不满，认为皇室“借家事垄断国是”，进一步激化了阶级矛盾与民族矛盾。更致命的是，载沣在“家事”处理上缺乏智慧，既未能协调与慈禧残余势力的关系，又因猜忌罢免袁世凯等有能力的大臣，导致朝廷失去了应对危机的最后力量。当辛亥革命爆发后，宗室内部瞬间分崩离析，有的主张顽抗，有的则寻求自保，最终溥仪在袁世凯的逼迫下退位，“家事”的崩塌与“国是”的覆灭同步完成。

从嘉庆到清末的历史清晰表明，清朝的衰落本质上是“家国一体”平衡机制的瓦解。这种“家国失衡”的演变，印证了一个核心观点：“家”与“国”的动态平衡是王朝稳定的基石，一旦这种平衡被打破，衰落便成为必然。

跳出戏说

写给大众读者的“清史说明书”

在历史的洪流中，清朝三百年的国运沉浮，从来不是孤立的朝堂决策，而是与皇族的婚姻、继承、财产分配等“家事”深度捆绑。家事的走向塑造着国是的格局，国是的需求又反过来规训着家事的边界，从国是到家事，权力的影子无处不在，无孔不入。大清的每一次权力更迭、边疆治理、制度改革，都能在皇族“家事”中找到源头；而每一项家族规则的制定、联姻策略的调整、财产分配的变动，又都在无形中影响着国是的走向。

市面上解读清史的作品并不少见，在当下的历史阅读语境中，《权变》不仅为我们提供了一种全新的清史解读视角，更帮助我们跳出国与家割裂、政治与社会分离的二元认知误区，重构对历史运行规律与权力本质的理解——对历史爱好者而言，《权变》无疑打破了戏说误导，以扎实史料还原后宫与前朝的深度关联。

而这种书写绝非冰冷的陈述，毛立平老师最擅长的，就是用细腻的笔触从史料中挖掘历史人物的真实情态，让历史拥有温度：

孝庄与康熙的往来书信中，有祖母对孙儿的教诲与期许，而非单纯的政治操控；

乾隆为和敬公主建造公主府的经费明细里，蕴含着父亲的疼爱与帝王的考量；

慈禧推行洋务时的奏折批复中，隐藏着她在权力与伦理间的纠结……

作为一名女性学者，她希望自己所讲述的历史是亲切而均衡的，不仅包含权力的更迭、制度的演变、社会的发展和变迁，也包含家庭关系、个人情感和帝王将相作为普通人的一面。

正如毛老师所言：

“在制度、权力、变革等硬核知识当中，融入个人情感和家庭关系等充满人性关怀的内容，在宏观的上层权力架构之中，融入小人物和小细节，为读者交织呈现清王朝的‘主动脉’和‘毛细管’，这样的历史才是鲜活的……我希望最终呈现给读者的，是一部骨架与血肉并存的历史，温情与残酷并存的历史，人性的光辉与扭曲并存的历史股票配资一览表最新，人类的渺小与伟大并存的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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